[13]他的反面意思是，因为天下无道，故他不得不对其加以批判。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往往并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想象的那么大，更为严重的是，世界上许多糟糕的情况，正是由所谓的社会科学造成的（索维尔，第4页）。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由社会大众转向学术共同体 随着社会科学学科步入精细化和体制化，以及研究迈向职业化，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由面向大众写作转向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

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和明显，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更是鲜见。（2）至少能够对学术研究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确认。公共的社会科学意在表明，需要在治理需求的宏大背景中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理解，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社会科学来说，理应强调公共关怀和道德、责任担当。罗志田，2015年：《变中前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载《读书》第6期。有学者就此发自肺腑的指出，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人民，社会科学研究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习近平，2016年）。朱特，2013年：《记忆小屋》，何静芝译，商务印书馆。余英时说： 无论儒家建制在传统时代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

[40]另一个方面，中国文化更重视人的尊严，此是现代化之重要内容。[16] 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9页。[62]由此可见，此时儒家不再期待圣君，因为他们已逐渐了解：普通百姓能够为自己的利益作最大努力，这远比等待圣君从上而下的施德更为可靠。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可见，如果说西方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泾渭分明，那么中国人的这两个世界是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44] 参见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具体来讲，儒家坚持道高于势。[②]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在中国文化，中国人自始至终便知道人的智力无法把超越世界清楚而具体地展示出来，故将它与人间世界联系起来展现。[47]然而，现代儒学的困境则是空前的，远非上述情况所可比。

[⑥]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因此，无论在印度文化，还是在中古西方文化，精神价值都是寄托在宗教之中，僧侣阶层成为价值的卫护者，而世俗知识分子并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同样，中国文化也认为价值有其超越的源头。余英时说：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就使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在余英时看来，现代儒学之如此困境可以游魂概念来描述。

他还说：这一儒家建制的整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地崩溃了。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像的[57]。

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道，一方面代表超越性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不脱离人间世。历史地看，世界不同地区的高级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了哲学的突破。[④]关于哲学的突破的意义，余英时说： 由于哲学的突破，人便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了另一个世界——理想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或意识的世界。[⑤]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31] 赵歧注、孙奭疏、廖名春等整理、钱逊审定：《孟子注疏》，第350页。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获硕士学位。

[42]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14-15页。[④] 参见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43]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153页。但不幸的是，这个变始终未能成功。

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具体来讲，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变自然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化。

但是，由于儒学在中国又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凭借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期内是不会散尽的。例如，西方人在今天仍以公平、理性、爱、自由等为普遍价值，其来源便是古代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他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13] 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第224页。

[⑤] 余英时认为，哲学的突破虽发生于古代，但三大原型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余英时的主张是，若要为儒学招魂，须避开制度化的传统即借尸还魂，而通过日常人生化以谋求儒学之新生。

如果我们因此庆祝儒学获得了新生，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将从此成为游魂呢，还是要借尸还魂呢？[56] 在余英时看来，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学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学的现代价值诠释，或者讨论儒学的未来前景。后来，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合流，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这便形成了中古以下以宗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

[23]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6页。余英时说：五四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

……儒家建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儒学在可见的未来似不可能恢复它以往那种主宰的地位。例如，朱熹的学说，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主要是以皇帝以至士大夫为对象。[27]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1032页。

他们对儒教的攻击即在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近代西方人对中古教会的态度。[22]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4页。

二是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的文化因两个世界分裂而爆发的急症截然不同。

因此，黄宗羲说：泰州学派到了颜山农、何心隐诸人手上，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45]。然而，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